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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旁听生占一半座位 解读北大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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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旁听生占一半座位 解读北大边缘人

  旁听在名校

柳哲

  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只要走入校门,坐进课堂,即九九归一,皆为学子。如今,中国但凡有点儿名气的大学,处处可见旁听生的身影。北京大学等名校周边,游学一族更已成为一个显眼的庞大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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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称自己为“边缘人”,因为常常会有身份的尴尬。他们多不缴费,当然也就没有学籍、文凭和奖学金;他们来去自由,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走进图书馆和食堂。绝大多数的游学族,日子过得颇为清贫,不过,在慨叹“长安居,大不易”的同时,他们多以“精神贵族”自居,执著于这种在旁人看来颇为特殊的生活方式。

编者按:在北京大学的课堂里,除了北大的正式学生,还有不少旁听生。这是自北大创办后,一直存在的现象。现代文学大家沈从文、丁玲都曾经在北大旁听过。

  也有一些旁听生带着功利目的,象牙塔中同样滚滚红尘。一年一度的研究生考试落幕之时,正是一批旁听生结束游学生涯之日。他们走进课堂只是为了免费复习迎考。收费动辄数十万元的MBA班上,还出现了开着奥迪来听课的老板级旁听生,“蹭课族”多是“意在沛公”,有心搭人脉、拉客户、钓金龟……

改革开放后,到北大旁听的青年学子数量更多。本文作者柳哲,22年前,独自一人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开始了北大旁听生涯。

  有人说名校旁听是“国际惯例”,也有人说“有教无类”是中国传统。明码标价的中国高等教育,还在提供这样的免费午餐,总还是让人感到脉脉温情。(韩波)

和大多数旁听生一样,他经历了诸多的艰辛:为了生活,不得不节衣缩食,甚至住进储藏室;为了能进图书馆读书,他找教授做担保。尽管如此,他在北大旁听的生涯中,更多的是享受知识和思考带来的快乐。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他也由浙江省一个县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成长为独立的学术研究者,并凭借一己之力,创办了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曹聚仁研究会、中华柳氏宗亲联谊会、中华姓氏大讲堂、世界姓氏文化促进会等公益机构。

  辛酸游学族

北大旁听生涯,成为柳哲一生中最为难忘的记忆。在旁听生眼中,北大教授有着不一样的心胸和气度,而正是这些教授,给他们的一生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这些游学者没有学籍,不断地更换住所,不断地为经济来源发愁。但艰辛和茫然并没有使他们退却。

钱理群讲课时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

  2007年的新年钟声响过,考研越来越近。王小兵不敢给自己放假,元旦那天,他依然背着黑色电脑包走进北京大学东南角的第三教学楼,继续紧张地复习。

在北大,像我一样旁听的人很多,有不少旁听生通过努力改变了命运,有考上研究生的,也有出国深造的,还有成为自由职业者的,写书、撰稿、画画……这一切,要归功于北大对我们这些旁听生的爱护和滋养。谢冕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燕园其实并不大,未名不过一勺水。水边一塔,并不可登;水中一岛,绕岛仅可百余步;另有楼台百十座,仅此而已。但这小小的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梦绕魂牵。”

  这是王小兵第二次考研,报考的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去年他在包头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分数相差8分,被调剂到西北师大,他放弃了这个机会。2006年3月的一天,王小兵在网上偶然走进“北大边缘人”部落,看到很多北大游学生的故事,这些人的北大经历深深吸引了王小兵。

我在北大旁听,没有固定的导师。但我听钱理群教授和陈平原教授两位先生的课程最久,收获最大,我也将这两位教授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和“学术导师”。

  其中,已在北大旁听了11年的老游学生柳哲让王小兵非常佩服。柳哲的手机号码在网上公布,王小兵马上就跟他联系上了。几次短信来去后,王小兵动了北大游学的念头。他专程坐火车从包头赶到北京拜访柳哲,进行了一番“可行性研究”,这个23岁的男孩做出了决定。

在来北大求学之前,我与钱理群教授就有了书信交往,这与鼓励我到北大求学的北大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先生有莫大的关系。1995年,我正在浙江省浦江县负责曹聚仁资料馆的筹备工作,当年7月,我将曹聚仁资料馆的征集资料函寄到了北大中文系,张先生主动邀请钱理群教授帮我撰写了《曹聚仁与周作人》的研究文章。

  生存

来到北大后,我选修了钱理群的“1948年文学”的专题课,整整听了一学期。后来,他又开了“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我也听完了这门课。在北大20年,我俨然成了一名“钱理群迷”,凡是有他的课程或学术讲座,我都尽量去听,有他的新书出版,我也尽量购买或去图书馆借阅。

  北京归来,王小兵向女朋友说了去北大游学的决定,接着辞去工作,打点行装,一切都干脆利落。

在北大听课,我很少提问。有一次在钱先生的周氏兄弟讨论课上,我向他提了个问题,请他谈谈曹聚仁。钱先生用非常谦逊的态度,讲了他对曹聚仁的看法。钱理群说,他只读过曹聚仁不多的几种著作,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很有见解的作家,他写的《鲁迅评传》,就没有将鲁迅捧为神,而是将鲁迅视为活鲜鲜有血有肉的人。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文化名人。后来,我在北大筹备曹聚仁研究中心时,请他做学术顾问,每期《曹聚仁研究》印出来时,我也会在他的信箱里塞一份。

  在包头,王小兵是一所民办大学的中文老师,月薪1500元,学校还给他分了房子。女朋友在医院工作,月薪1200元,日子安稳舒适。女友没有阻拦他,只是甩了一句话:“考上了咱俩继续好,考不上咱们就分。”

在校园里,我经常见到钱先生,他总是提着一个小布袋,走路兴冲冲的。碰面了我会郑重地问候一声:“钱教授,您好!”他总是一脸和气地点点头。

  3月,王小兵成为北大的旁听生。这群人中考研群体规模最大,为了考上研究生,他们从全国各地涌向北大旁听。

钱理群讲课非常有激情,听课的学生往往受到他的情绪感染。钱理群的导师、已故学者王瑶先生曾说,钱理群的课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老先生讲得好。王瑶先生也有文字记载钱理群先生讲课的情形:“在北大,中文系老师讲课的风格各异,但极少见像老钱那么感情投入者。由于激动,眼镜一会儿摘下,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显得踉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的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就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聊天,一边一件一件地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

  得到柳哲的诸多指点,王小兵少走了许多弯路。譬如租房,柳哲就教他到北大附近的六郎庄找,王小兵顺利地租到了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平房,房租每月300元。这笔支出让王小兵感到很有压力,毕竟他已经是一名没有收入的旁听生。

钱理群对来北大旁听的学生也是鼓励有加,我不止一次在课堂与学术讲座中,听到钱先生对北大旁听生的鼓励与支持。我有一位同在北大旁听的朋友陈君,曾得到钱理群的极大帮助:陈君为了能进北大图书馆借阅图书,请钱理群担保办理借书证,钱理群欣然与陈君一起到图书馆,虽然借书证最后没有办成,但钱理群的热心肠温暖了陈君很久;陈君身无分文时,曾向钱理群求助,钱理群二话没说,送给了他一些钱;陈君的饭卡,也是钱理群借给他用的……那时我听陈君讲述这些往事时,分明看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

  北大游学生都想去学生食堂吃饭,但是办饭卡并不容易。校外人员只能办临时饭卡,必须加收15%的费用。为了省钱,王小兵只好在出租屋里做饭。

校长也来旁听中文系课程

  没想到,他很快就幸运地得到了一张饭卡。他去旁听中文系一位老师的课。老师瞧他陌生,下课后过来问他的情况。得知王小兵是一位考研的旁听生,就关切地问他在哪里吃饭,听说王小兵自己做饭,这位女老师惊呼:“考研复习这么紧张,哪有时间做饭呀,老师帮你办一张北大食堂饭卡吧!”王小兵说自己是幸运儿,大多数游学者一直被饭卡问题困扰。

我曾经“偷听”陈平原教授的课程与学术讲座多年,陈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月,女朋友辞去包头的工作来到北京,照顾王小兵的起居生活。两个人的存款很快花完了,王小兵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幸好,女朋友的母亲开始接济他们。后来,女友找到了一份电视购物的工作,月薪700元,这是他们在北京的全部花销,两个人再省吃俭用,都是入不敷出。最后,他们搬到离北大10多公里的香山脚下,每月240元租了同样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平房。每天跋涉,只是为了省下60元房租。

1996年,我选修陈平原教授的“中国文学百年”的研究生专题课。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陈平原”这个名字。陈先生个子不高,戴着眼镜,非常斯文也很精神,有一股“名士风流”。他思维敏捷,记忆惊人。他的课,注重学理分析,喜欢以小见大,广征博引。来北大之前,我虽然已在家乡从事曹聚仁资料馆的筹备和乡土文化研究,但对当代学术了解不多。最初听陈先生的课,一时很难真正领会。后来跟着陈先生在学术里“信马由缰”跑了一圈后,才渐渐有所领悟,这也为我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

  新家安在农民的偏屋里,小到只能放下2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锅碗瓢盆与酱油醋盐一样不少地放在书桌的柜子上。没有厨房,两人买了一只电磁炉,天天坐在床沿吃火锅。

在旁听生涯中,我还与哲学泰斗张岱年、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以及当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有过一面之缘。

  “北大边缘人为生计奔波,京城真是‘居不易’。”在北大旁听了11年,柳哲最能体验其间酸楚。“我认识的孔君,初中毕业,是来自江西贫困山区的民办教师,经常在光华管理学院听课。他非常用功,可生活非常困难,在北大漂了三四年,我能从他的眼神里读出‘饥饿’两个字。有段时间他没地方住,就住在正在拆迁的房子里,天太冷,就地找点木条烧了取暖。”

我与张岱年先生的结识,纯属偶然。1996年初,我刚到北大。在三角地博实商场,我看见一位拄拐杖的长者,因所需文具售罄,准备打道回府,我主动上前对他说:“如果方便,您请留个地址,我帮您去校外购买。”张先生没有一点戒心,毫不犹豫给我留下家庭住址。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学界泰斗——张岱年先生。

  “我曾长期喝北大免费的稀粥充饥,体味了古时士子寄居庙宇的生活。”游学者王少农在自述中写道。许多游学者凭着梦想和热情来到北大,却没有预估生存的艰难。“梦想与现实相差太远,生存问题很现实,很残酷。”

我到校外买到了先生需要的复写纸,按照地址给张老送去时,先生连声道谢。他的家人沏茶倒水,热情招待我。先生与我,边喝茶边攀谈起来。当我提及曹聚仁时,张岱年老先生十分激动,告诉我说,在特殊时期,曹聚仁在著作里,曾不止一次肯定过他。

  迷恋

临走时,张岱年老先生执意要付钱给我,我连连摆手说:“一点小钱,不成敬意!我倒想求赠先生大著。”先生欣然应允,从书架上,找出一册厚厚的《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签名后送给了我。依稀记得签名的内容:“柳哲同志惠存,张岱年,1996年6月15日于北大寓所”。我如获至宝,珍藏至今。

  王小兵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胡乱吃些早餐,坐半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中央民族大学。那边有一个早年的“北大边缘人”开的网吧,每天早上7点至9点免费开放。王小兵每天都来这里免费“冲浪”2小时。

我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有过一段不解之缘。2004年,光华管理学院举办讲座,闻讯而来的听众挤满了楼道。讲座组织者以教室满员为由,把不少听课者拒之门外,我也在被拒之列。情急之下,我就去找时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厉先生,看他能否帮助我们。我说:“教室过道与门口,仍有一些多余空间。站着听讲,也没关系。恳请厉院长‘开恩’。”厉先生听完,就与我一起来到门口。他对组织者挥手示意让我们进去,于是我们鱼贯而入。光华管理学院的开放程度,不亚于北大中文系。一开学,光华管理学院就会在公告栏内,张贴课程表。既方便了本校学生选课,也便利了校外人士旁听。

  在游学生中,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网吧,很多人都和王小兵一样,非常珍惜这2个小时的免费上网,很多人是天天必到,像吸毒一样上瘾。他们囊中羞涩,哪里有免费资源,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王小兵认识的一位旁听生朋友,天天在北大内外找一些新开张的饭店或咖啡馆发放的免费票,一找到就去蹭饭。王小兵说,这位朋友在光华管理学院听了好多的课,见过很多企业家,想进企业工作,不是人家不要他,就是给他介绍的工作他又瞧不上。

我与北大前校长许智宏的相识,更具戏剧性。当时,我正在旁听北大中文系孔庆东教授的课,一回头,看见当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就坐在我的背后,一边认真听讲,一边做笔记。我也大胆和他攀谈起来,许智宏说,自从他当北大校长以来,无论再忙,在一年当中,都要抽出一定时间,亲自到教室,旁听有关北大教授的课程,不仅可以了解教学情况,而且也可给自己“充电”。许智宏的这番话,也令我深刻理解了北大的精神。

  上网之后,王小兵就折回北大旁听或自习。他报考的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主要旁听中文系的课。周一到周五,他自己制定了一张课程表,白天听曹文轩的小说艺术课,孔庆东的鲁迅研究课,以及中文系的各种基础课,间或听听心理系和法学院的课,晚上就听讲座。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王小兵天天到北大,周末没有课,他就在教室里自习。

我还记得,当时北大用餐难,餐卡一卡难求,北大原党委书记王学珍,将这份“福利”让给了我;曾几何时,生活拮据,借钱无门,北大教授周文骏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我一个人在京过年,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老乡蒋刚苗博士,邀我除夕夜去他那里吃年夜饭,共叙乡情……这些师长,如缕缕和煦春风沐浴我成长,让我在艰苦的环境下奋发向上。我的点滴进步,都离不开他们的提携与培养。

  孔庆东的课很让王小兵吃惊,每次300人的教室都坐得满满的,王小兵估计,四分之三是旁听生。有的是北大其他院系的学生,有的是清华、人大等其他学校的在校生,有的是韩国企业的韩国职员,还有的就是像王小兵这种在北大游学的“职业旁听生”。

曾在北大旁听的

  “北大几乎任何一间课堂都对所有人开放。每个系的课程表基本上都可以查询到,而讲台上的老师看见陌生面孔,也决不会追问你的身份。只要每天跑跑三角地,讲座的信息就能了然于胸。可以听到校内外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只要你有自信和才华,还可以与他们对话与驳难。没有办到图书馆的借书证,用身份证花2元钱也可以进去。”柳哲说,图书馆、导师和讲座是“北大三宝”。

历史名人

  王小兵从早上9点多进北大校园,到晚上9点多离开,一天都泡在北大。午饭在学生食堂解决,晚饭要等到10点钟回到住处才吃。“生活很有规律,很充实”,王小兵说,“每天晚上回去,远远看见小屋的灯光,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北大教授马叙伦曾对蔡元培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蔡元培听后非常赞许,他曾多次批条子,允许旁听生在北大旁听。

  他用“漫无目的”来概括身边的一些旁听生。他说,这些人往往把北大视为一次华丽转身的平台,他们一般都是高中学历,胸怀伟大梦想,一个个心高气傲,舍我其谁。这些人在北大听课奔着名师和讲座,没有一个系统的计划。

这种一以贯之的开放态度,使得北大在建校至今的一百多年中,吸引了无数青年学子。

  “在我组织的北大边缘人聚会上,为了梦想而来的低学历旁听生占了多数。” 柳哲说。

毛泽东(1893-1976)

  “很多人高高兴兴地来,结果带着遗憾离去。”王小兵说,这种没有学业生涯规划的游学方式,常常连基本的谋生技能都学不到,这是一个可怕的自我边缘化的过程。

他先后两次到北大旁听。他在这里遇到杨开慧,收获了爱情;在此遇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他日后建立共产主义信仰至为重要。

  留在北大做生意的北大访问学者龙定海10多年前就注意这群游学生了,他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村贫困学生,带着对北大的热爱而来,有的一面旁听一面参加自考,也有的对文凭不屑一顾,仅仅是来旁听。虽然其中有人拿到大学文凭,也有的考取了北大研究生甚至出国留学,但成功者寥寥无几。

瞿秋白(1899-1935)

  这些游学者没有学籍,不断地更换住所,不断地为经济来源发愁。但艰辛和茫然并没有使他们退却。“几乎所有的北大边缘人都具有这样的相同经历,来到北大,就舍不得离开了。”柳哲说。

现代著名作家、记者和编辑,早期中共的领导人之一。1917年,他曾在北大旁听。

  龙定海对这群被称为“北大边缘人”的游学者泼冷水:“一群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人能实现什么理想?”

陈毅(1901-1972)

  成长

据北大老校友陶世龙回忆,陈毅到北大演讲时,自称是“北大半个校友”,“曾住在沙滩,到北大旁听”。

  “北大边缘人,一个成分驳杂、来去无律的群体,它不断流动又将永远存在。在这里,有梦想闪烁的光芒,有蛹蜕变成蝶的艰辛,还将会看到蝴蝶展翅翩翩飞舞的美丽。”很多北大游学者都跟柳哲一样,做着这个毛虫变蝴蝶的梦。

沈从文(1902-1988)

  丁霏,一位文学青年,梦想从北大这块人文圣地起飞,成为一名作家。他1996年来北大游学,至今已经11年了。当时在湖南念高三的丁霏小有名气,曾在不少征文比赛中获奖,还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恰逢清华大学开始重视文科建设,到他们学校招保送生,丁霏于是随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北上参加面试。

1922年夏天,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在北大旁听。他住在“窄而霉小斋”时,曾身陷绝境,四处求助。北大教授郁达夫得知后,亲临其住处,看望慰问他。

  不料,16岁的他梦断清华园,在争夺保送生名额中,他输给了一位理科生。就在清华园的招待所里,丁霏无意中在报上看到北大东方学系招韩国语班,就到北大咨询,希望以此为据点,留在北大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那时他正在构思一部100万字的小说创作。

丁玲(1904-1986)

  “当时不知道天高地厚,觉得文学创作嘛,不在乎大学文凭。”当他从北京赶回老家,高考即将来临,丁霏根本无心复习,结果考得一塌糊涂,连升学机会也没有。他说服父母,到北大游学,搞文学创作,钱理群、陈平原、曹文轩……北大中文系名师们的课他一堂不漏。初到北大,丁霏把自己旁听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天天很忙,课很多,都忙不过来。”

1924年,20岁的丁玲,来到北京,开始在北大旁听。此间结识同在北大旁听的沈从文和胡也频,后者成为她的第一位爱人。

  丁霏和另一位游学生一起在北大西门附近的一间平房里租了一张床,每月各付90元,“只要有个地方睡就行”。课余时间,丁霏就到北大周边的三个著名的书店看书,成府路上的万圣书园、北大南墙的风入松书店、海淀图书城的国林风成了丁霏游学生涯中的“精神家园”。由于北大图书馆不能进,丁霏只好到这3个书店看书,“看了好多书,一本一本看完”。

冯雪峰(1903-1976)

  马不停蹄地听课,疯狂地看书,3年的时间就这么悄然滑过。1999年,丁霏发现自己依然一无所有,没有北大学籍、未曾佩戴过北大的校徽,也没得到北大的任何凭证,在北大办饭卡受“歧视”,进北大图书馆被拒……一次次碰壁,终于让丁霏惊醒。

五四时期的“湖畔诗人”之一,与鲁迅有密切交往。1925年,22岁的冯雪峰,曾到北大旁听,并自修日语。

  丁霏说,初到北大时,觉得自己是一个即将冉冉升起的新星,甚至有点瞧不起北大的学生。游学中,丁霏发现了很多与他类似的人,“这批人求学上进,考不上大学,但在某一方面略有才华。”这是一群生活孤僻,独来独往的游学生,“他们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比别人好,不愿意跟别人来往,生活比较封闭,圈子比较小”。

柔石(1902-1931)

  19岁的丁霏醒悟了。他重新规划未来。那一年,丁霏报名参加了北京理工大学办的一个成考培训班,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预科班,又成功转到了清华大学英语系成教班,一直到2002年毕业。

小说家,“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对他有详细记述。1925年到1926年,他曾在北大旁听。

  到了清华,丁霏才发现北大对旁听生的包容是多么难得。“在清华,如果有陌生人走进教室,大家都会抬头看他,像进来一个外星人似的。可是北大没有这种现象,北大的教室旁听生来去自如。”

李苦禅(1899-1983)

  2002年毕业后,丁霏先后在全国妇联和外企工作,最近在中关村一家高科技企业任职员,是全公司“业绩最好的一位员工”。丁霏很清楚,如果没有一张成教毕业证,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先生存,再理想,这是丁霏悟出来的道理。如今,丁霏依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考取北大研究生。

国画大师、书法家、美术教育家。1919年,他在北大附近的“勤工俭学会”半工半读。1920年,曾在北大中文系旁听。

  考取北大研究生,这是毛虫变蝴蝶——从“北大边缘人”变成北大人的唯一路径。这也正是王小兵正在走的路。

曹靖华(1897-1987)

  最让他欣慰的是,最近女友给他减压了,宽慰他说:“轻松上阵,考上最好,考不上也没关系,我们一起在北京做点小生意,生活下去没有问题。” 柳哲:我是谁?

著名翻译家、作家,曾任北大俄罗斯文学系主任。他虽为北大教授,但他在1920年赴苏留学前,曾租住北大沙滩附近,在北大旁听。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北大边缘人’、‘曹聚仁研究者’、‘自由策划人’,还是‘浙江兰溪的青年农民’?”

金克木(1912-2000)

  北大东门外吉永庄一间30平方米的平房,住着柳哲一家。这位浙东金华的农民,10年前的梦想是从政。他高考落榜后在浙江省浦江县图书馆工作,26岁时仍是一名临时工。  启程

著名散文家、翻译家。曾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燕园四老”。他的最高学历,只是小学毕业。1933年,他带着微薄的薪水,到北大旁听。1935年,他在北大图书馆谋得一个职员的位置,负责借书还书的工作。

  “与北京大学结缘实在很偶然。 在浦江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1994年9月,我开始筹备‘曹聚仁资料馆’。”

  柳哲的房间里摆着一尊曹聚仁的铜像,他这位老乡是名作家、名记者和名学者,又曾是大陆和台湾的“国共密使”。柳哲说:“在我心目中有两位导师,一是元代文学家、我的祖先柳贯,第二个就是曹聚仁。”

  1995年5月17日,浦江县编制委员会正式批准成立了曹聚仁资料馆。因为没有多少学术研究资源,为了扩大影响,在海内外争取更多支持,柳哲以“曹聚仁资料馆”的名义向全国的研究机构、学术机构发函。“我给慕名已久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寄去了征集资料函。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北大中文系的主任是谁,只好写‘中文系负责同志收’。”

  没想到该系的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很快回了信,不久又约请北大中文系的著名教授钱理群寄来了研究文章:《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来二往熟悉之后,柳哲便与张先生谈起了自己的人生困惑。

  “我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但是临时工工资只有140元,没有大学文凭转不了正,还遭受排挤和冷落,希望能到北大中文系深造。张兴根在回信中说,你有机会来北大中文系进修一下就好了。”

  柳哲怦然心动:“我当时还没来过北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进修,就想到北京去弄个大学文凭。能去北大读书还不好?根本不知道在北京生活那么难。”

  1995年年底柳哲辞去了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带走了整个家族所有的积蓄3000元。“当时我并无积蓄,父母好多年存了2000多元钱准备给我娶媳妇,我又向亲友借了1000多元。我对父母说,这个事情,不管成也好,不成也好,让我去闯一次吧。”

  梦想

555彩票,  柳哲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个时间:1996年3月14日凌晨3点。

  经过30多个小时的颠簸,柳哲带着有关柳贯和曹聚仁的图书资料、生活用品,总共两三百斤的行李,出现在北京车站。

  “7点多钟,我在北大中文系办公室打电话给张兴根。他很快过来了,非常热情地用自行车将我的行李运到北大宿舍管理科。我被安排在北大研究生宿舍,当时一个床位一个月120元,我交了4个月的住宿费。”

  下午张先生又陪柳哲去教务处办理进修手续,听到一年的学费要3000元,他愣了:“我那点钱办完正式进修手续就没钱住宿了。”

  又一个偶然改变了他的人生。“有位老师好心地跟我建议:一般来进修的都是为了拿一个结业证书回去评职称。如果你只是为了求学,不如去北大中文系旁听,那就一分钱不用交了。”

  张先生建议柳哲办个旁听证,这样在北大学习和生活会方便一些。他就选择了一门旁听费最低,而自己又比较感兴趣的“唐宋散文研究”,导师为葛晓音教授。“交了80元钱,在北大成教学院领到了一个单科进修旁听证,这也是我在北大6年唯一一次交费听课。”

  他第一学期一心一意地读书、听讲座,半年后就支撑不下去了,不得不去打工。“当时我有一个老乡是原北大历史系的楼开炤教授,在他的推荐下,我到了北大出版社古籍编辑室(今文史哲编辑部)做临时工,校对全宋词。这正好合了我的口味,我在那里干了一年半,对我的文字功底和写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出版社1500元的薪水足够柳哲一个人的生活开支。

  “我在北大半工半读了两年,虽然工作也比较顺心,但我总是想我来北京不是只为了赚个钱吃饭。当时曹聚仁先生的研究国内比较沉寂,北大对于曹聚仁的研究也缺乏重视,我实在为我们家乡的文学前辈抱不平,总想做点事。”

  1998年3月,柳哲开始在北京筹办“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把挣来的数千元全部用来做筹备经费。因为出版社每天繁重的工作太牵扯精力,他一狠心辞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在搜集曹聚仁资料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很多曹聚仁生前交往过的老师、他们的学生、研究专家,跟他们有了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这可能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财富。”

  柳哲原本的设想很大,他要筹划一个“中国曹聚仁研究会”,后来得知一个国家级研究会必须挂靠部级单位,他也没钱去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为了变通,决定先搞一个“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如果成立了研究中心,就可以有一个办公的地方,招一些人,反正这个梦当时是做了。” 但是这个研究中心始终没能获得法律上的认可,“跟我当时的能力也有关系,知识面、社会经验、运作能力还不具备”。

  身份

  2001年是柳哲人生中第三个重要的转折点。“我开始从曹聚仁转向‘北大边缘人’策划。”“我突然觉醒了:一个人一定要有实力、有成就,才会得到尊重。”他想,或许可以把自己在北大的经历写一本书。“五六年吃喝拉撒、读书恋爱都在北大,精神上、生活上都融入了北大,但我是北大人吗?不是。在出版社的工作也是临时工。当我苦苦思索并漫步到三角地的时候,突然闪现了‘北大边缘人’这5个字。我觉得这是对我很好的界定,我就是北大边缘人。”

  那是个“寒冷”的季节。“用钱捉襟见肘,甚至靠借贷度日,一度负债1万多元。柳哲搬进了“静心斋”。那是校园里一个废弃不用的小房子,大约只有六七平方米,不通暖气不通电,当然也没人收房租。后来他被校方发现勒令离开,开始了频繁搬家。

  “有时候身无分文,吃饭只能去小店或摊位上赊账,打电话也要去电话亭赊账,所以学习之余就是找钱。第一次打工是帮某公司抄信封,两天挣了120元,乐了好一阵子。有一年夏天,通过与民工聊天,得知拆房时整理砖头一块能挣3毛钱,就高兴地去干了一天,手指都被磨出了血,有时窘迫到一个馒头就白开水就算吃饭的程度。”

  2001年8月8日柳哲与女友雨心结婚,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转向做生意。“我开始学着搞些策划,还在一位华侨的境外公司兼职,慢慢把借教授们的钱还清了。”

  经过10年漂泊的柳哲已经不再醉心于学术。“来北大之前,我可能还抱有政治梦想,后来做学者也是我的梦想。但是现实不允许你去实现,所以我要想办法去找钱,帮别人编修家谱贴补家用。偶尔还是会去北大听听讲座,但现在最关键的还是创业。37岁到40岁这段时间对我非常关键。”

  他有时候会困惑:“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北大边缘人’、‘曹聚仁研究者’、‘自由策划人’,还是‘浙江兰溪的青年农民’?”开着奥迪A6去旁听

  每到周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门口就要“开车展”。MBA一般是捷达、宝来、索纳塔,EMBA则有奔驰、宝马、奥迪。老曹就是那个开着奥迪A6来旁听MBA课程的。

  蹭MBA课的人很多,但能坚持听完两年,从一名频繁跳槽的传销人员华丽转身为某大型国营制药厂销售总监的,也许只有陈俪一人。

  她当时就住在北大旁边,从没有被老师和同学赶出课堂的尴尬。

  “我有个窍门,趁快上课大家都坐好了,进去在后面找个位置。不要去听EMBA的课程。那些学生的年龄偏大,一进去很容易就被认出来了。”

  陈俪性格外向。她课上得勤,又跟周围同学熟稔,无人想到这位原来是“加塞儿的”。她还积极参加MBA沙龙,与老师交流,当然老师也没有想到要问一问这位眼熟的女生是不是旁听。

  她比较爱听厉以宁的大课。“国际贸易、管理会计、英语这些专业性很强的课一般都会提问、布置作业,我的基础比较差,硬着头皮也不敢去。厉以宁的课深入浅出,比较抓人。谈到农村问题,他就会说起在农村考察的故事,不像别的老师只喜欢讲理论。”

  三农问题对销售药品有什么帮助?陈俪笑了:“我们做销售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形形色色的客户聊天,大客户的层次都很高。你半个小时介绍完产品,剩下两个小时就是你个人魅力、谈吐、见识的展示了。”

  旁听MBA课程使陈俪积累了人脉。“不是有句话吗,大学看学校,毕业看同学。我的心态很好,从没有把自己当作外人,一直和从前的同学保持着联系。是他们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老曹也是非MBA中的传奇人物。

  每到周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门口就要“开车展”。MBA一般是捷达、宝来、索纳塔,EMBA则有奔驰、宝马、奥迪。老曹就是那个开着奥迪A6来旁听MBA课程的。他是光华为数不多的缴费旁听生,原本在江西承包修公路,居然一甩手跑来住学生宿舍。别看他开车去谈生意的时候仪表堂堂像个老总的样子,其床铺之乱远近闻名。“老曹非常用功,时间都拿去读书了。”他的室友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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