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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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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之我

  “你是什么意思?不演奏了?为什么?”

        【摘要】在对肖斯塔科维奇《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进行历史背景分析和引证后,认为《见证》一书可能确实就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

  

        “肖斯塔科维奇是作曲家、钢琴家、教育家和音乐活动家。1906年9月25日出生在圣彼得堡一个工程师的家庭里。他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受的音乐教育。1923年在尼古拉耶夫教授的钢琴班毕业,1925年又在史坦堡教授的作曲班毕业。1926年他发表了第一交响曲,大获成功。这部作品的大有希望的突出的天才和独特性证明了他的优秀创作才能。不过交响曲中真正的现实主义因素,被故意加以雕琢的和声以及破碎的曲调语言所压倒。在他随后的作品中,很明显地脱离了现实主义立场,使用了非常复杂而抽象的形式主义表现手法,这种表现手法与他企图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新革命现实的创作形象深深地矛盾着,例如第二交响曲[献给十月革命](1927年作),第三交响曲[五一节](1931年作)就是这样的作品。形式主义的迷恋强烈地暴露在下列作品中:歌剧[鼻子](1928年根据果戈理的原著而作)、[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1931年根据列斯科夫的中篇小说而作);芭蕾舞剧[黄金时代](1934年作)、[螺丝钉](1931年作)、[明净的小溪](1934年作)。歌剧[麦克白夫人]和舞剧[明净的小溪]在真理报社论“混乱代替了音乐”(载于1936年1月28日的[真理报])和“舞剧的虚伪”(载于1936年2月6日的[真理报])中,受到了严正的批评。真理报论文并且也指出了形式主义歪曲现实的危害在其他艺术领域里确实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形。

  感觉头发寸寸变白。

注释【4】《肖斯塔科维奇》达尼列维奇著,毛宇宽翻译。音乐出版社,1959年。

  他们悄悄驯服了人民,

        我认为这是肖斯塔科维奇对自己的作品思想最好的诠释。

  在我们应当沉默时,

        在1952年前苏联音乐学家别尔南特编著的《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苏联作曲家传》【3】中对肖斯塔科维奇是这样介绍和评价的:

“于是,我就到他的寓所,然后他会说:‘坐下,我们现在可以安静了。’我会坐上半个小时,不发一言。这最令人放松了,只是坐着。然后,肖斯塔科维奇会站起来说:‘谢谢你,再见了。’”

        随着冷战的终止,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自由民主化进程,人类社会进步和谐的态势得到全世界多数意识形态不同政治的认同,从而对以往出于政治需要概念性的定论应还以本原。我赞同魏廷格先生的观点,他在《怎样理解交响乐“肖七”的评论中写道:“很可能,从本质上说,‘肖七’不是描写一场战争的过程(虽然不能排除战争的影响),而是表达他对人类社会中的善与恶的深刻思索和痛切感受。这应当是理解和欣赏此曲的基点。”音乐是人类共有的独立性语言,一些总爱把音乐语言用文字化说明诠释难以令人信服,为交响曲填词加以片面理解的作法甚至是荒谬可笑的;即使把一首歌曲的曲调填写各种文字演绎成各种意义传唱都不是问题,我认为即使是作曲家本人也无从用文字语言来解释描绘自己所创作的音乐,属于画蛇添足。我们理解和欣赏“肖七”,首先应对作曲家复杂的经历及时代背景,其运用独特的音乐语言中去体会领教作曲家那崇高的精神境界,用耳朵去倾听,用情感去体验,用头脑去思索,用心灵去共鸣。

  幸运的是,历史并不总是满足于重复,癫僧与沙皇的游戏还是会玩出一些新花样。当“和平”这个字眼在“冷战”时代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强力武器时,文化则充当了为其服务的最佳工具。1949年,斯大林决定选派几名文化使者到美国和平大会上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然而遍查手下爱将,从名望到才华竟没一个拿得出手;而“形式主义者”和“堕落的中产阶级”肖斯塔科维奇却是举世公认的苏维埃天才。这让领袖十分沮丧,可转念一想,让这个西方人眼中的天才在西方人面前为自己唱赞歌岂不是很有说服力,况且肖斯塔科维奇的出现可以让西方世界盛传的斯大林迫害艺术家的故事不攻自破,何乐而不为。斯大林惯常的把戏之一就是将自己的囚犯打扮成华丽的贵宾展现给世人,在所有人都相信他是位仁慈的君主后再把囚犯秘密处决。当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访问苏联时,他的老朋友犹太诗人伊特西克·费弗尔被从监狱中提出,在莫斯科最好的饭店和他一起吃饭,愉快的宴会结束后,费弗尔被罗伯逊不认识的几个人押回监狱,不久便死去;罗伯逊回到美国逢人便说,关于费弗尔被捕和死了的传闻纯属谣言。面对斯大林的威逼利诱,肖斯塔科维奇既想保全自己,又不愿逆来顺受。在与沙皇的长期斗争中,这个变得老谋深算的癫僧选择了“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他以形式主义者不适合代表国家参加重大活动为由拒绝了政府的委任。里外不是人的斯大林只得打来妥协的电话,又一场经典对白诞生了:

        这一来,就使理解和诠释“肖七”这一向不成问题的问题异议不断,引发了人们种种的问题:“侵犯的主题”指的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呢?到底该怎样理解和诠释“肖七”?

555彩票,  “谁下的命令?”

        1949年为独唱、合唱及乐队所写的清唱剧[森林之歌](多尔玛托夫斯基词)证明肖斯塔科维奇在正确方向上积极地寻找新的道路。《森林之歌》的主题是斯大林改造大自然的伟大计划。肖斯塔科维奇从社会主义的现代艺术家的身份出现。许多清唱剧插话,在合唱和交响曲写作技术上都是非常壮丽的,它们以强烈而诚恳的感情征服了人们,由于清唱剧[森林之歌]和影片[攻克柏林]的配乐,肖斯塔科维奇在1950年获得了一等斯大林奖金。

  “作曲家坐在一列疾行的火车包厢里,望着雨水冲刷的窗户……面孔苍白,嘴唇紧闭,丝毫不曾显露出满足的痕迹。他紧张的手指从不曾停止抖动。在厚框眼镜底下,我们可以捕捉到他眼神中闪过的愤怒、痛苦与勇气。这就是被称为‘本世纪音乐良知’的音乐家的面庞。”

参考文献:

献媚者总算排对了马屁,这次他笑到了最后。其他人则没那么幸运,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米亚斯科夫斯基、哈恰图良、卡巴列夫斯基、波波夫、舍巴林,几乎所有苏联音乐界的精英都成了这场空前惨烈的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肖斯塔科维奇的处境尤为糟糕。战时,他因给斯大林厌弃的“西方之窗”列宁格勒创作交响乐而成为全世界的明星;战后,在“一国社会主义”重申的背景下,这种身份显然极为扎眼。令斯大林更为恼火的是,在作曲家宣称是为他而写的《第九交响曲》中,没有出现圣咏般的合唱,毫无献词的纯音乐再次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领袖感到自己的智商被嘲弄了。在日丹诺夫的安排下,活力充沛的年轻作曲家兼行政官员赫连尼科夫取代老气横秋的肖斯塔科维奇掌管作曲家协会。接着,肖斯塔科维奇又被逐出莫斯科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此时的他正面临着和左琴科同样的生活窘境。

【3】       《西洋百首名曲详解》,人民音乐出版社。

  “你为什么不愿去美国?”

        【关键词】肖七;《见证》;回忆录;苏联时期;新的理解

  这是一生都在政治的夹缝中艰难前行的作曲家最真实的写照。然而人们不禁要问,肖斯塔科维奇缘何能在高压环境中扮演了一生的癫僧而不被沙皇所察觉。其实道理很简单,在专制政体中,任何思想艺术的结晶都是受领袖所发表的政治论文严格限定的,论文自有其格式,只要照着格式套就行了,至于填进去的是什么,对愚民的专制统治无关紧要,在一个艺术高度附属于政治的国度里,独裁者根本就没有理解艺术的心灵,重要的是,你能否严格地按照领袖布置的样子完成作业。专制者需要的是模仿不是创造,而肖斯塔科维奇正是在外表的模仿之下完成了内在的伟大创造,这也正是将肖斯塔科维奇作为精神流亡者的根本原因。

【5】       《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花城出版社。

  我是每一个在这里被枪杀的儿童,

【7】       肖斯塔科维奇:《论真正的和虚假的标题性》,载《苏联音乐》1951年第5期。

   “肖斯塔科维奇的形象有意识地‘官方化’倒不是当局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只是因为认为有一位活着的经典作曲家比被迫害因而受全人类的知识界的支持的艺术家对自己的威望更有利。”

【6】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载《真理报》1942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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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斯塔科维奇逝世于1975年,尽管斯大林已经死去后受到苏联当局内部的批判,但是当时仍然处于专制集权苏联体制下的高压统治及冷战时期,斯大林主义阴魂未散人们还处于国家恐怖之中,他是根本不敢公开坦露内心的,惟恐被扣上“祖国的叛徒”帽子,对政治一概回避甚至公开谄媚官方。这是自由民主国家的艺术家们所无法领略和理解的。但是凡经过专制政治恐怖统治下并且能够苟存活过来的艺术家们才可以与他达到心灵共通,以至于更加能理解他的作品。

 当独裁者走进剧院时,献媚者还在后台气喘吁吁地踱着大步:“他会亲自请我到他的包厢里去!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我要告诉他形式主义者堵了我的路。非采取行动不可!”然而,斯大林没有把穆拉德里请进包厢,而是请上了整肃大会的被告席。独裁者再度担当起玩弄猎物的射手,献媚者则沦为众矢之的。不过,穆拉德里变换角色的技巧绝不亚于斯大林发起运动的魄力。功课没做好,就得认真补。深悟领袖良苦用心的跳梁小丑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感人肺腑的检讨,只是这个狡猾的家伙为了让自己的罪行看上去轻一点,施展了小小的计谋。穆拉德里声称他是受了无处不在的形式主义阴谋家的蛊惑,正是他的乐界长辈鼓励他忘掉古典传统,去“赶上时代”的。这种嫁祸于人的口吻为斯大林提供了现成的把柄,肖斯塔科维奇后来回忆到:

注释【1】即圣彼得堡。

  而引发这场盛况空前大闹剧的穆拉德里却因为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行为扭转了自己的命运。

【1】       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肖斯塔科维奇》[德]德特勒夫.戈约夫著。

  一个被索尔仁尼琴描述为“古拉格群岛”的世界里充斥着秘密警察、意识形态的走狗、告密者、奴颜婢膝的冷漠小人以及他们共同捕杀的猎物。每个人都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进而共同构成一条社会生态的食物链。这条处处潜藏死亡威胁的连环迫使失去道德价值判断能力的人们,为了能让自己处于安全的位置而漠视甚至主动将他人推向危险的境地,朋友离间、骨肉相残,所有人性的扭曲都成为维护独裁统治的合理现象。而在食物链的最顶端,斯大林正在惬意地欣赏着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相互残杀。这样的场面让他看到意识形态的厉爪正无处不在地钳制着他的国民,人人都在他的权利网络中满怀畏惧的生存,独裁者的欲望在此刻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

        肖斯塔科维奇于1937年所写的第五交响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形式主义的迷恋,并且也创作了很多篇幅以真挚感情和内容激动人民的作品。这现实主义的倾向,在1941年获得了一等斯大林奖金的钢琴五重奏曲中(1940年作),特别是在1946年获得了二等斯大林奖金的钢琴三重奏曲中得到了巩固。1941年肖斯塔科维奇在受法西斯匪徒包围的列宁格勒城,创作了爱国主义的第七交响曲,这部交响曲反映了苏联人民对希特勒侵略者的仇恨;这部作品在1942年获得了一等斯大林奖金,并且在全世界进步集团里得到广泛的好评。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交响曲(1943年作)、第九交响曲(1945年作)同他的许多室内乐曲(第二四重奏曲等)作品一样,又表现出恶劣的形式主义倾向,这倾向遭到苏联舆论界彻底的遣责。肖斯塔科维奇深深地领会了1948年2月10日联共(布)中央历史性的决议,并且也深刻地思考过。1948年4月召开的第一届全苏联作曲家代表大会上,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演说中谈到:“听到了对于我的音乐的指责,并且这些指责又是在中央委员会方面指出的,不论我是如何地感到沉重,我知道,党是正确的,党希望我好,同时,我也应当寻找具体的创作道路。这道路将会引导我走向苏维埃现实主义的人民的艺术领域。”

  他们要我们沉默。

注释【5】肖斯塔科维奇在第十交响曲讨论会上的发言,载《苏联音乐》195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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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2】《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1979年在美国纽约出版,1981年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叶琼芳翻译。1998年花城出版社再版。

文:杜光熙

        肖斯塔科维奇是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积极活动家之一。他是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委员,他是1949年出席泛美科学文化工作者保卫和平代表大会的苏联代表之一。1950年他参加了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代表大会。肖斯塔科维奇荣膺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是最近两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

  然而,肖斯塔科维奇的苦难历程并没有就此终结,沙皇与癫僧的戏剧还要继续上演。当苏联人民还在为战争胜利而狂欢时,斯大林则正忙着恢复战时有所放松的专职强权,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他要重新确立绝对权威。冷战的铁幕让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更加势不两立,斯大林决心彻底清除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毒瘤,第三次文化整肃不可避免地被掀起。这次恐怖运动的直接执行者是新上任的文化部长安德烈·日丹诺夫。战争时期,他曾负责列宁格勒的军事防卫事宜,面对德军的封锁,他狠心地决定在必要时不惜任平民饿死,以确保足够的军粮。因此,斯大林十分欣赏这个冷酷无情的刽子手。

        通过对《见证》这个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认真的阅读研究并且从历史的角度以及对肖斯塔科维奇大量作品的分析,我坚持认为:《见证》可能就是其本人的真实回忆录,对《肖七》的为政治服务传统诠释应该进行更正还其历史原貌,随着前苏联八十年秘史被逐渐公开,随着民主政治的进展,俄罗斯政府对本国人民和对全世界的忏悔,俄罗斯民族对极权暴政的揭露和反思,对历史人物的重新正视评价,对肖斯塔科维奇本人以及作品的评价已经到了恢复其本原的时刻。《见证》一书不仅仅是对肖斯塔科维奇和俄罗斯音乐艺术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使对我国的近现代音乐史重新修改修订也具有非同意义和借鉴。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之前,受政治约束和完全服从于政权需要关于“肖七”的理解和欣赏基本上是按所谓肖斯塔科维奇自述:“这是关于我们新时代,人民圣战和胜利的交响曲,献给列宁格勒城。”【1】这个自述被苏联音乐学者们演绎下被解释成:苏联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希特勒匪徒的入侵——历经艰苦斗争和牺牲——最终人民取得胜利。其中“侵犯主题”就是描写希特勒匪徒的动机,也是给听众留有最强烈印象的段落。对这些演绎的说法,肖斯塔科维奇生前从来未公开接受也未公开否认。实际上他的不公开接受才是最好的解释。如果公开否认也就属于自投罗网成为“人民的敌人”。

  而隐藏在诗句中的音符则更像一颗颗重磅炸弹,轰在了政府的软肋上。这让人们在肖斯塔科维奇有生之年唯一一次看到了他的癫僧本质;而其余的部分则被作曲家小心翼翼地藏在晚年的回忆录《见证》之中,它成了肖斯塔科维奇给世人开的最大玩笑。在肖氏去世两年后,回忆录的整理者,已经流亡美国的伏尔科夫发表了它。人们再次惊讶地发现曾经无比顺服的苏维埃人民艺术家,竟然是一个拿领袖布置的政治论文当调侃材料的坏蛋,这无疑又是一次对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摧毁,以至今天依然有人在争论《见证》的真伪。

        当肖斯塔科维奇在1953年创作了《第十交响曲》并在同年年底及1954年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分别演出,曾经再次引起轩然大波,被批评为“悲观主义”的,“非现实主义”的,表现了“歇斯底里的痛苦感觉”。支持者称赞为“勇敢和斗争”,“令人回想起正直的、优秀的人们所经受过的痛苦和他们的牺牲”。【4】而肖斯塔科维奇本人说:“在这部作品中,我想表达的是人的感受和苦难带来的激情。”【5】

  “《第五交响曲》的那种欢腾气氛是强挤出来的,是在威胁之下捏造而成的。这就好像有人用棍子打你,说:‘你的工作就是要快乐,你的工作就是要快乐。’而你站起身来,浑身颤抖,口中喃喃有词地离开:‘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快乐,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快乐……’”

        肖斯塔科维奇的狡黠获得了成功。于是这位“两面人”在高压文化专制下得以“漏网”。在他那首最为著名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受到广泛赞誉并被冠以“反抗法西斯的主题”60多年以后,我们从他的音乐中可明确地感受到:这位狡黠的音乐大师在玩着做“皇帝的新装”一类把戏。把先前对斯大林的仇视憎恶、仇恨愤怒的情绪都巧妙地转嫁到希特勒的身上借机得以发泄,对俄罗斯人民的苦难之哀叹以及对民族精神的颂扬等其它随心所欲的创作得以自由驰骋,令人不得不深深叹服肖斯塔科维奇的聪慧和民族良心。深深叹服他的济世情怀和善良人性的体现。

  而一位莫斯科记者在1971年的忠实记录则让我们对肖斯塔科维奇的记忆永远定格在了人类良知的终极坐标上:

        这篇“回忆录”一经问世,在国际乐坛上引起一片哗然,前苏联音乐界强烈否定该书的真实性,指责是造谣。许多音乐学者认为符合逻辑,认为确实是肖斯塔科维奇生前的秘密叙述;在前苏联解体后,随着那些专门从事文化专制政客的败落,这种完全否定的声音在一夜中消失,但是至今也无人能证实此书确属于肖斯塔科维奇本人真实的回忆录,由于条件所限,对当今俄罗斯音乐界是否已经进行考证核实也一无所知。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这个说法:不见得该书的每一个字都是肖斯塔科维奇的本意;但是,说数十万字均系编造不能置信,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树木像法官阴森逼人。

【2】       外国音乐家欣赏丛书《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湖南文艺出版社。钱仁平著。

  而诗人和艺术家注定将成为这条漫长食物链的最底端。他们是一群不愿受意识形态束缚,更不想置他人于死地的人,留给他们的角色只有被捕杀者。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弱者;正相反,正是这些无畏勇士对自由信仰的坚守,才让文明的夜空闪耀着最璀璨的星光。就在斯大林强行关闭梅耶霍尔德的剧院之后,《真理报》记者询问俄国另一位戏剧导演丹钦科对此事的看法,丹钦科的回答是:“问我对关闭梅耶霍尔德的剧院有些什么看法是愚蠢的,就像问沙皇对十月革命是怎么想的一样。”这种近乎自杀的言论在新一代癫僧中不乏其例,斯大林对此也畏惧三分。年轻时曾就读于神学院的领袖想必也知道古代癫僧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揭露不义和预言未来的。他不想成为被诅咒的沙皇,他要让癫僧也来为自己唱赞歌。文艺学者伏伦斯基成了第一个试验品,这个神父的儿子对艺术的精辟阐释让领袖相信他是一个高尚的共产主义者。遗憾的是,伏伦斯基是个托洛斯基分子,领袖只得按照整肃时期的惯例,将他流放到利佩茨克;但很快,在神的感召下,领袖又将他召回身边,他认为两个都曾受过教会熏陶的人一定会在上帝面前和好如初。就这样,一段现代沙皇与癫僧的经典对白诞生了:

【4】       《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娘子谷野草鸣响瑟瑟,

        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是前苏联时期俄罗斯最天才和最杰出的作曲家,也是人类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生存在集权高压血腥统治斯大林主义的“新沙皇”年代,纯真的音乐家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一方面试图用音乐表达自己的内心,另一方面还要绞尽脑汁应付当局的文化监控,因此不但易于陷入人格分裂,往往也危及生命安全和家人的命运。他以自己特有的毅力和坚忍以及超人的智慧,巧妙透过其15首交响曲和其他大量的作品来记录二十世纪中叶专制统治下的俄罗斯秘密恐怖历史,再用15首弦乐四重奏来传达对俄罗斯民族所经历的这段苦难的个人化解释和描绘。他曾说:“研究我的音乐,你们就能找到我做为一个人和艺术家的全部真相!”聆听他的作品,二十世纪最悲哀的人类命运的确历历如在眼前。可以这样讲: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是超越了所有俄罗斯前辈作曲家的。其作品的思想性和哲学性以及丰富的结构技巧和震撼人心的力量,连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等大师也难以望其项背。

  

        然而在肖斯塔科维奇逝世后,1979年在美国出版的由沃尔科夫(solomon   volkof)记录整理并经过肖斯塔科维奇儿子(时已移居美国)名义委托以《见证》【2】为名的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中却说,他创作的方式是“写的很快,”但是“要构思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在头脑中已经完成,我才动笔写出来。”所以“《第七交响曲》是在战前设计的,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的进攻下短时间里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毫无关系,他想到的是“人类另一些敌人。”还说“我是被大卫的《诗篇》深深打动而开始写《第七交响曲》的,《诗篇》是推动力》”。

  

        从这篇高高在上凌驾于人的评价论述中,可见当时的文艺管制者对肖斯塔科维奇所采用的“非常手段”。他们不得不正面承认作曲家非凡的才华,意识到这位天才在国际上的显著地位,内心充满了妒嫉但又矛盾重重,以限制和压制来逼迫作曲家就范。对作曲家的创作进行了粗暴专横的干涉,以所谓的“形式主义”对天才的创作进行围攻和批判。在这种如同中世纪宗教专制的“国家集中营”里,音乐家是谈不上有任何自由的。只能去为统治者的喜好去逢迎创作,只能去唯唯诺诺当一名走狗才能得以苟存。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肖斯塔科维奇的圆滑和智慧。在他言不由衷地违心的“低头认罪”和无奈屈从的背后,他从自由的、个性的角度来得以继续进行创作,并且巧妙地对专制者进行了愚弄。从他的第五交响曲《庆祝俄国革命20周年》(原先的副标题是《一位苏维埃艺术家对公正批评的回答》开始,他采取了表面与专制者合作和屈从的方式,从官方对这部作品的定义为“经历巨大内心斗争后个性的形成”和“人的良知到积极乐观主义的一个脱胎换骨。”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的术语评说背后,我们似乎能看到肖斯塔科维奇在私下里做出孩子的鬼脸和发出揶揄的嘲笑……。

  “多年前,左琴科写了几篇关于列宁的故事,有一篇把列宁描述为温厚、仁慈的人,一个闪闪发光的人。作为对比,左琴科描写党内一个粗鲁的官员,这个官员有一部大胡子,审查人员说这胡子不能要,不然人们会以为他是我们的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他们在匆忙之中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左琴科去掉了大胡子,但是留下了小胡子。斯大林看了之后很生气。他认定这是说他。斯大林就是这样看小说的。”

        在党所指示的苏维埃艺术方向下,肖斯塔科维奇的紧张和长期的创作工作给他的成功准备好了条件。在创作《森林之歌》之前他还创作了一些电影音乐,像《青年近卫军》、《伊万·米丘林》、《易北河两岸》、《难忘的1919年》等。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形象——克拉斯诺顿英雄们的形象,为先进的和人民所需要的科学而奋斗的战士们的形象,鼓舞了这位有高度才干的作曲家去创作真实生活的和易于了解的音乐。在电影音乐方面,肖斯塔科维奇的以前作品有[会见](1932年作)、《马克辛三部曲》(1935年至1937年作)的配乐都非常著名。1952年肖斯塔科维奇由于以革命诗人(1950年伟大事件时代的人们)的诗作所写成的一首合唱曲而获得了二等斯大林奖金。

  “我不能去。我的同志们的音乐现在不演奏了,我的音乐也不演奏了;在美国他们会问起这件事,我能说什么呢?”

注释【3】1955年音乐出版社出版,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集体翻译,张洪岛校订。

  

        在肖斯塔科维奇的15首交响曲中,《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以下简称“肖七”)是最为著名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部作品。

  “1905年,他们用一辆雪橇把被杀害的儿童尸体堆得高高地运走了。男孩们坐在树上看大兵,大兵对他们射击——为了取乐,没什么别的。后来,他们把他们装在雪橇上运走了。一辆载满孩子尸体的雪橇,死孩子的脸上带着笑容,他们那么突然地被杀死了,还来不及感到害怕。”

  与左琴科一起受审的还有阿赫玛托娃,这位在“大恐怖”岁月中失去丈夫与儿子的女诗人不得不又一次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当日丹诺夫宣读完批判文件后,阿赫玛托娃郑重表示她完全拥护党的决议。而天真的左琴科却选择了部分的实事求是,他说起先自己认为日丹诺夫的话很不公正,但经过认真反省,他最终认为对他的批判是正确的。左琴科相信他的高尚心胸会得到好报;结果,作为惩罚,他的作品一个字也不许出版。他饿得半死,只能靠给人补鞋维持生活。

  在我们应当呐喊时,

  在日丹诺夫把文学、戏剧、电影界的“捣乱分子”整得死去活来后,他终于把矛头指向了音乐界。在他看来,那些码音符的家伙简直就是玷污纯洁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罪魁祸首,因为人们听完他们的音乐后,不能用口哨把旋律吹出来。这场灾难的导火索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二流作曲家瓦诺·穆拉德里。穆拉德里为十月革命胜利30周年献上了歌剧《伟大的友谊》,他想通过歌颂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来博得领袖的赏识。但作曲家的马屁没拍好,却差一点拍到了自己的命门上。穆拉德里将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奥尔忠尼启泽作为歌剧主人公,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这个“忠实的斯大林分子”是患心脏病而死;但其实他是在“大恐怖”初期被斯大林逼迫自杀的。在歌剧中,正是奥尔忠尼启泽说服格鲁吉亚人和奥塞梯人不要与俄罗斯人打仗,而斯大林正是格鲁吉亚与奥塞梯的结合体。更糟的是,这部以“友谊”为题材的歌剧必定会让领袖联想到另一层政治阴谋。还是肖斯塔科维奇在《见证》中道破了天机:

        我的每一寸血肉永不会将此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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