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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高校开设生死课:公开讨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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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高校开设生死课:公开讨论死亡

有没有人知道死是什么感觉?

555彩票 1美国母亲辛迪陪在身患癌症的儿子身边,用爱引导他面对死亡。拍摄此事的美国记者蕾妮·拜尔获得2007年普利策特写摄影奖。555彩票 2日本影片《入殓师》剧照555彩票 3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在上《死亡哲学》课

还有人死之后去了哪里啊?

哲学教授王一方在北京大学[微博]医学部教书。这学期一开课,他在台上提问:“我今年55岁,你们今年25岁,你说咱们比起来,谁离死亡更近?”

我们还能和他们联系吗?

台下近200张年轻面孔看着已经谢了顶的教授,哄笑一片。“你们都笑了。我比你们老,好像我比你们更接近死亡。”王一方接着说,“可是,死亡的偶然性决定,我们跟死亡的距离是一样的。”

人死后真的有灵魂吗?

这是一堂主题为“死亡”的课程。在这里,没有一味地抹眼泪,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恐惧,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个问题——既然死亡是生命中不可回避的节目,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

也许这些问题终究不会有答案,但是人类对死亡的研究和探索却从未停止,宗教也罢,科学也罢,每个人置身其中的人都有不同的感悟和解答,但少有人能确确实实的感知,明明白白的回答,所以,不妨抱着不去追寻真实答案的态度去看看这些个瞬间,或许,你会对人生有不一样的认识和感悟。

事实上,“死亡课”出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微博],在香港中文大学[微博],以及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不同背景、不同肤色、不同性格的老师站在学生面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讲述着“死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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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课堂上会传达关于死亡的不同观点,希望引起对平时不怎么会去思考的话题讨论,让同学去反省当下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讲授“死亡课”的陶国璋教授说,“关于死亡,我们没有正确答案。其实死亡没有什么好教的,存在才值得教育。我希望,在课堂上讨论了这些故事后,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学习时间

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那么少

耶鲁大学:哲学死亡01 简介死亡本质和现象 - 腾讯视频

在所有的“死亡课”中,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他的课程录像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获得了数亿次的点击量。

谢利·卡根教授从1995年开始在耶鲁大学开设《死亡:哲学》课程。2007年,耶鲁大学将其制作成公开课,在世界各地引起广大回响,并与哈佛大学的《公正》和《幸福课》并列为国际名校三大公开课。课程的总点击量超过数亿次。

“我本来从没想过要开一门关于死亡的课程,但是我发现,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只有教堂和医院。”卡根说,“这太荒谬了!渐渐地,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变得同质化,它变得只跟上帝有关,只跟医学技术有关,但是抛开宗教和医学,死亡究竟是什么,我们居然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讨论,这让我很不满意。”

顽童般的卡根教授,穿着牛仔裤、帆布鞋,盘腿坐在讲台上和大家侃侃而谈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国内年轻人追捧的“明星教授”,大师风采令人着迷。

于是,卡根开设了这门叫做《死亡哲学》的公共选修课。上课的时候,穿着牛仔裤和球鞋的他不准学生管他叫“卡根教授”,他喜欢学生叫他“雪莱”,他还喜欢像参加聚会一样,盘腿坐在讲桌上,跟学生们分析死亡。

2014年,磨铁图书引进中文版,在本书中,卡根教授挑战一般人习以为常的观点,打破人们对死亡的幻想和恐惧,邀请我们系统而理性地思考死亡和生命的真相。读者可以藉由探索死亡的本质来审视我们活着的日子,意识到自己有机会活着是值得珍惜的事,思考如何度过人生这趟旅程。

“我是个哲学家,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呃,坐在这里跟你说话。” 卡根盘着腿坐在讲桌上,摊着手说,“你不要跟我讨论社会学角度下感人的死亡故事,也别跟我说美国的殡葬业有多暴利。反驳我的时候,不要说‘因为上帝是这么说的’或者‘神是这样安排的’。在这间教室里,我们只讨论死亡的哲学话题,用哲学的方式。”

2.在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刻,

北京大学的王一方在网上看完了卡根的课程录像,感受简单而强烈。“太长了,太学院派了,太像个哲学家了。”他总结说,“这法子不太灵。”

我们该和医生谈些什么?

555彩票,在他的“死亡课”上,他曾经邀请儒家学者来讲“孔子的死亡观”,为了讲得有深度,他还特意请了一个“特别有名头的哲学家”。结果,台上的哲学家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台下的学生安安静静,下课后王一方一打听,“都没听懂”。

当独立、自助的生活不能再维持时,我们该怎么办?在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刻,我们该和医生谈些什么?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人缺少清晰的观念,而只是把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影响世界的医生阿图·葛文德结合其多年的外科医生经验与流畅的文笔,讲述了一个个伤感而发人深省的故事,对在21世纪变老意味着什么进行了清醒、深入的探索。本书富有洞见、感人至深,并为我们提供了实用的路线图,告诉我们为了使生命最后的岁月有意义,我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死亡教育是一颗发苦的可可豆,你叫人吃苦,他是不会吃的。我们只能加点糖、加点奶,搅拌搅拌,把它做成巧克力,人们才会愿意吃。”王一方说,“只要让人们吃下这颗巧克力,他们就会自己去体会里面苦的味道。”

作者选择了常人往往不愿面对的话题——衰老与死亡,梳理了美国社会养老的方方面面和发展历程,以及医学界对末期病人的不当处置。书中不只讲述了死亡和医药的局限,也揭示了如何自主、快乐、拥有尊严地活到生命的终点。书中对“善终服务”“辅助生活”“生前预嘱”等一系列作者推崇的理念,都穿插在故事中作出了详尽的说明,相信会给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中国社会以启迪。

不过,虽然也想跟卡根一样,开一门独立的“生命哲学”课,但现在的王一方,身份其实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他给本科生开的那门课,叫《自然辩证法》,给博士生开的课,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按照教学大[微博]纲,他应该在课堂上按条目讲解“自然观、世界观、价值观”,不过热衷研究生死话题的他,每次上课都要“偷偷运点私货”。

3.如何自主、快乐、拥有尊严的活到生命的终点

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他讲的马克思不是那个“恨不得天天指点江山的高大伟人”。“马克思是个病人,你知道吗?”王一方说,“他不仅是个病人,还是个病人家属。”

作为*受欢迎的国际名校公开课之一,"死亡教育”的总点击量在全美国已超数亿次。此书第八版编辑,详细讲述了常人不愿面对的话题――衰老与死亡,梳理了社会变老、临终与死亡的方方面面和发展历程。书中不只讲述了死亡和医药的局限,也揭示了如何自主、快乐、拥有尊严地活到生命的终点。书中对“善终服务”“临终关怀”“正视死亡”等一系列作者推崇的理念穿插在故事中,作出了详尽的说明;书中介绍的应对死亡恐惧的各种观念生动具体,易懂易行;并从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等多种角度论证濒死状态、死亡与丧亲关怀,意在帮助读者树立科学死亡观,消除死亡焦虑与恐惧。

这个做医学叙事学分析的老师翻出来马克思的私人书信,有理有据地分析着:马克思的一生都在跟死亡打交道,今天妻子生病了,明天女儿去世了,自己还落了一身病,抽烟酗酒又熬夜,又得肝病又犯痔疮,一辈子没有几天清净日子,天天跟死亡做斗争。他写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得最多的不是革命理论,而是借钱治病,往往他大费周章寄信过去,只是为了提醒恩格斯还他2英镑的稿费。

4.濒死体验是怎么回事儿

“第一堂课讲完马克思的死亡观,后面基本上就没人逃课了。”王一方笑道。

《死后的世界:生生不息》是一本探讨死亡与濒死体验的智慧之书。作者听到一位精神病学家讲述自己“死”而复生所经历的奇特事件,又在大学讲授柏拉图“灵魂不朽”专题时听很多学生讲起类似的故事,大感震惊,遂投入到对该现象的研究中。在本书中,作者直接或间接采访了150名有上述经历者,总结出15个共同元素,首次提出了濒死体验(Near-DeathExperience,NDE)的概念。另外,作者还将其与人类历史上对于死后世界的重要哲学论述加以比较,并列举心理学、自然科学对该现象的解释,逻辑清晰,说理翔实,大大增加了本书的科学性与哲学内涵,引人深思。本书一经推出,即引起轰动,并开启了全世界科学家对濒死体验的研究热潮。虽然刚开始很多医学界人士对其冷嘲热讽,但现在科学已经站在了穆迪博士这一边。三十多年过去了,本书仍然不断再版,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数千万册,实为该领域的经典著作。全书文字生动优美而富有哲理,读后不但能让大家对死亡重新思考,也更加珍惜现有的生命。

这个时代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

5.向死而生

陶国璋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教授的《死亡与不朽》课程已经开课20多年。他课上的学生比王一方的更年轻,大都是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本科生。每次一上课,陶国璋看着台下年轻的面孔,都会开玩笑地跟他们说:“大家怎么这么想不开呀?你们才这点年纪,就都跑来学习死亡了?”

《向死而生:我修的死亡学分》是李开复对患癌期间的治疗、调整和新生的总结与回顾,通过详尽而全面的叙述,书中真实、客观地披露了在治疗及休整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并对过往几十年的人生进行了详实具体的总结与展示,文字优美,情真意切。可以说是李开复传记里好的读本之一。

跟其他死亡课老师不太一样,陶国璋教授这门课跟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7岁的时候就患上肾病,39岁那年又动了肾脏手术,被疾病折磨许多年,“有好几次跟死神打了声招呼”。

李开复抗癌成功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爱,与家人及朋友的小故事等等,都是大众感兴趣的,这本书把一个鲜活、真实、重获新生的李开复呈现给每个读者。不忘初心,心怀感恩,随缘随喜,这是当身边人问及他抗癌心路历程时,他给出的答案。

因为生病,陶国璋常常一个人在医院养病。在那时候,他看了好多死亡主题的电影,阅读了许多关于死亡的哲学经典。他读到了尼采的话,“如果一个人在世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所以直到现在,碰到跟死亡有关的新闻,他还会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要活下来,为什么不能放弃。

6.滚蛋吧!肿瘤君

让他意外的是,当他回到学校教书,发现那些健康的年轻人,竟“对价值有一种失落”。他们动不动就放弃,有的因为情绪波动就放弃考试,有的没读完大学就坚持要退学。

如果你觉得命运充满不公,那是否知道她正用幽默的自嘲面对死亡?

陶国璋说,年轻人的放弃让他很担心。“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但我们这个时代却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轻人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生命似乎轻得着不到地。”他说,“死亡其实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参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

如果你觉得天空只有黑夜,也许她的乐观将带你奔赴期待已久的阳光。

于是,陶国璋在统共13节的死亡课里,邀请不同背景的人,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佛学研究者讲述佛家的死亡,医生跟学生讲“什么才算好死”,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真实的案例。

一场“无厘头”的抗癌史,一股能在痛楚里看见希望的正能量,一本能治愈所有伤怀的神奇漫画。

“宗教对于死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在通识课讲死亡,我还是更希望用不同角度,增加他们对这个话题的思考。”陶国璋说。

真正的正能量,久违的治愈系。

在复旦大学,同样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胡志辉,开了一门叫做《生命教育研究》的课程。2005年开课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过来问:“什么叫生命教育啊?”

亲们,我愿用微笑对你,赶走这个世界的阴霾!

胡志辉说,他追求的是“生命化的教育”。他上课的方法很特别——学生做主导,由他们自己去挑,要讲什么话题。

《滚蛋吧!肿瘤君:我与癌症斗争的一年里》由熊顿本人创作,以她治疗的过程和内心感触为素材,讲述了一个癌症患者笑对生活的感人纪实。在睁眼就是治疗室,入耳就是化疗、吃药、体温、白细胞增减的环境里,她乐观的记录了自己的每一段经历,用画笔细心捕捉了来自父母、亲人、朋友的关怀和生活中的点滴感动。

在几次课上,学生主动提出,聊聊死亡。在一个坐了20人的小教室里,学生们自己站起来讲讲,自己生活中曾经遭遇的死亡——哥哥自杀,同学跳楼,亲人辞世。

7.在死亡线上作着无望的挣扎

“在我的课上,我不讲理论,主要让学生自己去分享人生经历。我觉得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是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所以在这样的课上,我们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体验,看到人性的丰富多彩,相互分担。”胡志辉说,“这样不会告诉你一个答案,告诉你该如何承受死亡,但通过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多点对生命的理解。”

《夹边沟记事》也许能给这越来越轻的时代和时代里的人们当头一击,苦难其实并没有走远,历史的当事人尚在人间,一个个右派的往事触目惊心,当我们读到《逃亡》里骆宏远因体力不支而逃跑不遂,在荒漠里被狼啃得只剩一小块颅骨时,是不是能惊醒死亡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与自身等同的生命的消逝?而在《夹边沟记事》里,这种在死亡线上作着无望挣扎的例子比比皆是,最终死去或幸存,都一样触目惊心。这样的文本以其真实性向我们揭示了目光所及范围之外的另一种生存状态,在震惊之余引发关于生命、人性以及历史方面的深度发掘。

尽管如此,零星的死亡讨论还是略显单薄。虽然胡志辉也想多讲讲关于死亡的话题,但是由于他的课程奉行“学生主导”,所有话题都是学生选择的,所以,超过一半的话题都是“爱情”,只有星星点点的几节课在讨论“死亡”。

8.什么是灾难

“看来,爱情比死亡更坚强。”胡志辉调侃地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为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斯维拉娜·阿列塞维奇代表作。斯维拉娜·阿列塞维奇是世界一流作家,本书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级别的作品。

失去了让死亡“脱敏”的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对生的恐惧

1986年4月26日,史上惨烈的反应炉事故发生在车诺比。这是史上浩大的悲剧之一。作者访问了上百位受到切尔诺贝利核灾影响的人民,有无辜的居民、消防员、以及那些被征招去清理灾难现场的人员。他们的故事透露出他们至今仍生活在恐惧、愤怒和不安当中。

王一方也喜欢让学生自己讲故事。比如讲到人类学视角下的死亡,他就会请农村来的同学,给大家讲讲村里的死亡故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将这些访谈以独白的方式呈现,巨细靡遗的写实描绘,使这场悲剧读起来像世界末日的童话。人们坦白地述说着痛苦,细腻的独白让人身历其境却又难以承受。

在他的记忆里,在农村几乎每个月都能碰到“村头故事”——村子里有人去世,家里人会在村头办丧事,有人敲锣打鼓,戏班子搭台唱戏,亲人披麻戴孝跪在周围,晚辈去磕头,乡里乡亲去随点份子钱,送逝者一程,最后村子里的人聚在一起,唱大戏,放鞭炮,热热闹闹地吃一顿大餐,算是向死者告别。

9.活出生命的意义

所以,村庄里的死亡并不完全是一件悲痛的坏事。通常情况下,如果丧事办得好,家里人还会感到安慰和满足,“走得挺风光的”。

一名在战役中失去双腿的年轻士兵,他陷入抑郁而企图自杀。有一天,他的朋友注意到他变了,他的面容从沮丧变得庄严而神气。士兵就是因为阅读了《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才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

王一方发现,一说起这些“村头故事”,来自城里的学生都不怎么说话,“看上去都挺惭愧的”,因为他们住在城里的单元房里,有时候隔壁房间有人去世,他们常常过了很久都还不知道。

正如弗兰克尔所说,“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已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村头故事对于我们每个人,是一种‘死亡脱敏’。它告诉我们,‘死亡就是夜幕降临’,‘回到祖宗的怀抱’,没什么好害怕的。我们当下之所以恐惧死亡,是因为死亡被现代医学恐怖化了。一想到死亡,就是躺在ICU里痛苦地插着管子的样子,每一口呼吸都消耗大量金钱,每一秒心跳都可能导致亲人倾家荡产。”王一方说,“失去了村头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我们对生的恐惧,对家庭经济的恐惧,对人伦关系的恐惧。”

在弗兰克尔逝世后,有人这样评价他:“英雄稀有,他们静静地出现发光,在世界上留下印记。当他们逝去,做为整体的人性,已变得再也不一样了。

这位哲学教授感叹:“村庄的沦陷”让死亡成了“躲在暗房里尚未感光的思想底片”,“我们失去了‘村头故事’,也失去了直面死亡的通道,失去了思考、理解它的‘感光机会’。”

为了让死亡“感光”,陶国璋也在课堂上鼓励他的学生去参观殡仪馆,到解剖室触摸尸体。一开始只是课堂建议,结果没人去;后来他给这个参观加了一个学分,还是好多人不愿意去;最后,陶国璋“掌握了上课技巧”,立下规定,要么参观殡仪馆,要么写读书报告。结果,“学生们都去抢到殡仪馆参观的巴士座位了”。

“我告诉妈妈上课要去参观殡仪馆,结果换来她的质疑,‘这是什么课?这地方有什么好去?’”陶国璋的学生在参观后写信给他说,“可我到了才发现,光是棺材就有不同价格、不同年代、中式或者西式的、购买的时候一次结清还是分期付款,原来死亡也有这么多讲究。”

陶国璋发现,年轻人其实对死亡很好奇。有次上课上到一半,他带着学生到距离教室不远的解剖室参观,本来想着待上十几分钟就回教室,结果一下子待了45分钟。原本以为学生们会恐惧冷冰冰的尸体,但他们却真的伸手去触摸实验室里的解剖样本,还团团围住管理员,好奇地问各种问题——这些供实验室解剖的遗体都是哪些人捐赠的?捐献的遗体能做什么实验,有什么用?

当然,也有学生不能接受这样的课程。“我要是知道得去殡仪馆,我可不选这门课了。”一个上过《死亡与不朽》课程的内地学生说,“我当时选这门课,可全是因为它不用做Presentation(课堂报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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