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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芬顿邮报|追忆王元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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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芬顿邮报|追忆王元化先生

  《文学沉思录》、《思辨短简》、《思辨随笔》、《清园近思录》……在王元化先生的着述中,“思”是一个不曾离开的字眼,也是他身体力行秉承的信念。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未曾停止过思考。

5月9日,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元化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88岁。噩耗传 来,众人惋惜。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与王元化先生交往20年,尽管不是王先生的嫡传弟子,许纪霖一直称王先生为自己知识与精神的双重导师。得知王 先生离去的消息时,许纪霖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尽管知道会有这一天,但得知这一消息,他表示仍然“很意外、很悲痛”。

  在王元化生命的最后20年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与他交往丛密。谈及元化先生,他直言,晚年的王元化偏爱“思”与“反思”二词。“他将反思视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视为自己的生命本性。诚如有学者评价,反思对于王元化而言,不仅是一种思考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未必不是痛苦的,因为反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曾经自以为是的自己。”

“我只能站在斯坦福校园,面向东方为先生默哀。”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的许纪霖,不仅由于与王先生是忘年交而有着感性认识,更理解一个大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脉络里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许纪霖回国后,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他。

  婉拒奖项 淡泊名利

为“思”而在的知识分子

  王元化1920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家庭,在清华南院度过了童年时光。

华东师大中文系的钱谷融教授,曾说王先生长着一双尼采的眼睛,眼神非常犀利,背后实际上 是一种智慧之光,整个人充满理性。“思”对王元化很重要,他很多著作,包括《思辨短解》、《思辨随笔》、《九十年代反思录》等在内,都和“思”有关,特别 到了晚年更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反思”。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的人生价值,忠实体现在王元化的“思”上,他的大脑几乎一刻不停地在思考。

  1935年,在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王元化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负责编辑《奔流》、《奔流新辑》、《展望》、《地下文萃》等刊物。解放后,王元化历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负责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曾任上海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王元化晚年曾对许纪霖说:“你不知道作为一个老人是多么的痛苦!”在许纪霖看来,对王先 生来说尤其痛苦的是,他到晚年哪怕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思想仍然非常清晰,无论记忆力、判断力还是思想的敏锐程度,都让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88岁的老人, 可惜的是他的身体拖累了思考,感觉如此力不从心。

  在王元化看来,自己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共产党人。他在一封私人通信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入党已逾半世纪,自愧未尽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在今风雨飘摇世势中,没有做出自励励人的工作,以至每当梦回之际,难以入寐。”

王元化本身是一个为思而在的知识分子,其反思能力更为很多知识分子所不具备。他不迷信任 何权威,对任何习以为常的说法都要问个为什么,能够成熟地运用理性思考判断问题、自省其身。实际上,人们向来用“南王北李”指代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两位领 袖,“李”指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已于2003年逝世的李慎之先生,“王”指的就是王元化先生了。

  王元化为人低调淡泊。许纪霖向记者回忆说,上海文学艺术奖其实早有意颁给王元化,却被他几次婉拒。“最后是华东师大多次动员,先生才‘勉强’接受。”2006年,在接受上海市学术贡献奖时,王元化留下了这样一段感言:“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李慎之先生去世,许纪霖曾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对两位大知识分子作过一些比较。他认为李、王 两位先生分别代表了宋明以来儒学“尊德性”、“道问学”的两大传统,如果说李先生以其道德勇气成为“一个激情的代表,一种道德的象征”,那么王先生则作为 注重知识、究极理性而成为智慧的化身。

  沉思悟道 学思双修

“王元化先生在当代中国整个改革开放30年的思想解放的历程中,是一个走在风口浪尖的人 物。”许纪霖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王先生根据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传统,反思中国的教条主义,提出在人们的感性、理性认识之中,还 有一个“知性”的范畴,所谓的知性,是指对事物的认识停留在抽象的层面,还没有上升到普遍的具体性这一理性阶段,从而找到了思想僵化的认识论根源。

  王元化晚年的“反思”,让其“悟道”。许纪霖说,当年请王元化为《杜亚泉文选》写序。谁知看后,他激动不已。“不久他给我打来电话说:‘小许,那个杜亚泉不得了啊!我们今天正在思考的问题,他那个时候都想到了!’”1993年的夏天,沪上酷热,王元化打着赤膊,逐字细读杜亚泉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献。3个月以后,写就了引起轰动的长篇论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555彩票平台,“反思是他的生命力之所在”

  王元化的一生波澜起伏,是历史的重要见证人。许纪霖为此多次劝他写回忆录。他却回复:“我自省不行,但老了、僵化了,也还是得学、要学。苟一息尚存,此心不死。目前我仍在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回忆录尚未考虑。”其所提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正是1993年以后陆续发表的重要反思文章。对于思想与学术的分离,王元化亦是非常担忧。他深知思想与学术,合则两美,分则俱伤。缺少思想关怀的学术,无异工匠手下的雕虫小技,而匮乏学理基础的思想,又会流为游谈无根的概念口号。几经思虑,王元化提出了“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的主张。也因此,学术界有“南王(元化)北钱(锺书)”之誉,思想界也有“南王(元化)北李(慎之)”之称。尽管这两种说法并不为王元化本人所接受,却也证明了其学思双修的境界。

王元化作为当代中国一位很有思考力的理论家,其知识体系非常丰富,既有对19世纪俄国文 学、黑格尔哲学、莎士比亚文学的深入了解,也有对中国诸子百家的精深认识。上世纪90年代初,王先生经过深刻思考,更进一步意识到启蒙的负面因素,于 1993年发表了长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开始从反思启蒙的基础上捍卫启蒙的传统。

  许纪霖坦言:“王元化对尊严二字看得极重,他对人的尊严也格外敏感。那句‘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我将他称之为文化托命之人,对于被启蒙的中国文化的延续,元化先生始终充满着责任感。”阅读原文

杜亚泉五四时期任《东方杂志》主编,和当时的“启蒙阵营”有一场论战,论战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传统。他虽然接受西学,但不赞成全盘西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好的东西不能抛弃,最重要的是要调和、积蓄,要把中国文化传统和西学连接上。这导致了一场很大的论战。

来源|文汇报 记者|徐维欣 编辑|戴勇

王先生之所以注意到杜亚泉和许纪霖有关。许纪霖说:“杜亚泉是我家族中的长辈,当时他的 子女要编《杜亚泉文选》,希望我找一个有影响的学者写篇序,我就请王先生写。本以为他会写篇应酬性的序,但他非常认真,先把文选的稿子全看了一遍,然后打 电话给我说:‘小许啊,你介绍的杜亚泉了不得啊。我们现在反思的问题他当年都想到了!’他冒着酷暑、打着赤膊,一个字一个字地研读杜亚泉的资料,用整整两 个月写了篇15000字的序。文章最后在《文汇报》整版发表,一经见报就轰动了国内外。”

“这是王元化对启蒙的第一次比较重要的反思。”许纪霖说,“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私下议论、质疑,但现在15年过去了,大家对启蒙的反思慢慢形成一种共识。王先生正由于这种强烈的反思能力一直走在时代前列,这在同龄的学人中非常罕见。这种反思是他的生命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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